作為中國女人獨有的福音,旗袍的設計發(fā)展是隨著時代變遷和情趣愛好的演變而變化的,在個過程中,強調人文因素成了人們首先要把握的重點;人類自始至終在追求審美,而這種審美需要正是人類人文因素的一種高級的外在的表現;我們的祖先將那個年代的人文因素合理的融入到旗袍中,使得旗袍在其造型上充分展示了女性美感,恰到好處地遮掩過分的“性”感,在審美和美感的欲望中,延伸東方神韻,盡情舒展個性魅力。
1、人文因素對設計的影響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科技的創(chuàng)新,我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我們的物質生活也達到了空前的豐富,但工業(yè)化進程帶來的消極影響已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人們創(chuàng)新的精神、意識和激情,離不開良好的人文素養(yǎng)和人文環(huán)境,在這之中,人文因素在創(chuàng)新過程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人文因素作為我們精神層面上的反應,從根本上控制著物質方面的變化與發(fā)展,而且我們所需要的生理需求,都受到某些人文因素——包括人體工程學、文化、和心理的影響,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我們在設計(特別是服裝設計)時的選擇。
服裝不是一幅掛在墻上的畫,它不單單是外觀漂亮就能滿足我們人類的需求,穿著舒適才使它的終目的,作為中國傳統(tǒng)服飾的代表,旗袍的設計與發(fā)展是我們祖先合理的將人文因素施加在服裝設計上的成功范例。物質的發(fā)展離不開精神的撫慰,服裝與人之間有一個相互交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充分考慮人文因素,設計才能成功。旗袍之所以成為我們中國女性服飾的驕傲,原因就在于此。
2、旗袍設計歷史中人文因素分析
2.1 旗袍的發(fā)展歷史
旗袍作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員,其發(fā)源可追溯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深衣。事實上,深衣與袍服頗有差異,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當于把上衣下裳連成一體;袍服則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義,后來袍服逐漸被接納為一種穩(wěn)定的服飾式樣,與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漢代被用于朝服,式樣歷代有變制,漢代深衣制袍,唐代圓領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寬身長袍。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種不事生產的上層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閑生活。服飾上的寬衫大袍、褒衣博帶,逐漸成為中原地區(qū)衣飾文明的一種象征。
流行于少數民族地區(qū)的袍服,一般都較為緊窄合體,以利于騎射或其他激烈活動,這種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較適體。歷史上,漢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納這種窄身合體的袍服樣式,而我們現代所流行的旗袍正是源于十六世紀中期滿族婦女的民族服裝。隨著清朝入主中原并鞏固政權后,清朝統(tǒng)治者開始強制實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雉發(fā)易服浪潮,至此傳統(tǒng)的冠戴衣裳被禁止,袍制衣服興起,以此用服飾來同化漢人。至清后期,滿漢婦女服飾風格的悄相交融,使雙方服飾的差別日益減小,遂成為旗袍流行全國的前奏。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歷史上后一個封建王朝,為西式服裝在中國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礙,西式中式裝扮熙熙攘攘紛繁并處。舊式的旗女長袍既被摒棄,新式旗袍則在亂世妝扮中開始釀成。此時的服飾趨向于簡潔,色調力求淡雅,注重體現女性的自然之美。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30年代后期出現的改良旗袍在結構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稱身合體。旗袍雖然脫胎于清旗女長袍,但已遇然不同于舊制,成為兼收并蓄中西服飾特色的近代中國女子的標準服裝,并延續(xù)至今。
2.2 旗袍中的人體工學分析
傳統(tǒng)旗袍的造型早是清順治年間建都北京時八旗婦女日常所穿的長袍。由于當時的審美需要在滿足生存需要的同時,受到封建禮儀的限制,先是為了便于戎裝女子在馬上的馳騁搏殺,其服裝采用直硬款式、寬下擺、不收腰、袖子窄、外形肥大;定居后由于社會開始安定,不再需要女子戎馬狩獵,這時的旗袍衣身較為寬博,造型線條平直、硬朗,衣長至腳踝,領高蓋住腮碰到耳垂,袍身領、袖、襟、裾都有多重寬闊的滾邊,目的是為了耐磨損。滿漢兩民族的文化交融,使得刺繡引入到旗袍的裝飾中,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飾,從而在視覺上很好的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求,但其審美特征仍以清代封建統(tǒng)治者病態(tài)的鑒賞水平為準,不顯露形體的自然美,旗袍造型硬朗、平直,重服飾圖案而不強調人體曲線;衣服雖然以人體為形成的基礎,但人的形體并不能終決定服裝式樣;封建思想對女性的禁錮,使得旗袍的設計制作沒有充分根據女性身體造型特點,是對女性自由的剝奪。
到了現代,受西方人本思想的影響,功能性的要求逐漸突出,旗袍服飾開始強調表現人體線條,注重表現人體的臀和胸,緊收腰,制造修飾后的曲線造型,提供以人為本的審美意識,審美造型一改在胸、腰、臀呈平直硬朗狀態(tài)的習慣,將衣服裁剪趨向合身適體,采用黃金比定位,在強調與女性身體曲線吻合的同時,一掃清朝矯飾之風,去繁就簡,從而充分襯托出東方女性窈窕的身姿。